园艺、畜牧兽医和桑蚕技术

    战国以前的园圃业已和大田农业分离，但园圃业内部则是园圃不分的。秦汉时代园和圃已各有其特定的生产内容。《说文》：“种菜曰圃”，“园所以树果也”。当时除了地主和农民作为副业的园圃外，还出现了大规模的专业化园艺生产。栽培果树和蔬菜种类越来越多。据《西京杂记》等的记载，仅长安汉宫果树木类已有２７种之多，其中枇杷、杨梅、荔枝、林檎、安石榴等属首次见于文献，果树优良品种也见于记载，其中有梨十种、枣七种、栗四种、桃十种、李十五种、柰三种、椑三种、棠四种、梅七种、杏二种。汉代还从西域引种葡萄。又据对《氾胜之书》、《四民月令》和《南都赋》（东汉张衡著）的统计，汉代的栽培蔬菜有21种，主要的种类有葵、韭、瓜、瓠，并出现了诸如东陵瓜这样的一些优良品种或名产。

    汉代在蔬菜栽培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仅在《氾胜之书》中就记载了葫芦嫁接、葫芦摘心和陶瓮渗灌技术；《四民月令》中则记载了分期播种、蔬菜移栽和生姜催芽技术。最值得注意的是温室栽培技术。秦始皇时代，就曾在骊山附近冬种瓜，并取得成功。汉代有关温室栽培的记载很多，如《后汉书·邓皇后传》提到当时宫中用“郁养强熟”、“穿凿萌芽”的办法，培育“不时之物”，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则谈到当时富人享用的东西中就有“冬葵温韭”这样的一些不时之物。而最有代表性的记载见于《汉书·召信臣传》：“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，覆以屋庑，昼夜燃蕴火，待温气乃生。”这是最早的温室栽培记载。

    在果树栽培技术方面，秦汉时期也采用了不少新的措施。如压条、移栽、修剪整枝、灌溉、施肥和中耕等。压条当时称为“掩”，修剪整枝称为“剥”。《四民月令》：“正月尽二月，可剥树枝”；“二月尽三月，可掩树枝。”移栽则称为“移树”或“徙树”。当时已注意到果树移栽时有注意朝向，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：“今夫徙树者，失其阴阳之性，则莫不枯槁。”在移栽时，对于果树的株行距提出了要求，桃、李、梨、柿等果树的株行距为“三丈一树、八尺为行”，且要“果类相从，纵横相当”。

畜牧业继续向前发展，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大规模国营畜牧业的勃兴。战国以降，封建地主制经济逐步形成，并进而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；在北方则有以骑马为特征的强大游牧民族的崛起。为了对内加强统治，尤其是为了对付北方的游牧人，由国家直接掌握大量战马，以建立和保持一支有迅速应变能力的常备军，是十分必要的。战国时各国的战骑辄以万计、十万计。《睡虎地秦简》记载了放牧牛马羊等官畜的责任制度、廪食标准和奖惩办法。对农民所授份地普遍征收刍稿，显然也是为了饲养官畜。统一后的秦国，设有专管车服舆马的太仆，位列九卿，又设六牧师令掌边郡养马。汉承秦制。西汉时“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，分布北边西边，以郎为苑监，官奴婢三万人，养马三十万匹”。到了汉武帝时增至四十万匹。除西北边郡设置牧苑外，在京畿和内地的郡国，官牧也相当普遍。为了发展和改良西汉的骑兵，适应战争的需要，汉武帝还先后从西域引入大宛马和乌孙马，以及饲料作物苜蓿，在当时的西北牧区（今陕、甘一带）进行大规模的马匹选育和改良工作。同时引进的还有驴、骡、骆驼等。并利用远缘杂交，培育出驘和駃騠等家畜。《说文》：“驘，驴父马母”；“駃騠，马父驘子也”。 驘，是骡的古名，它是公驴母马杂交所生的杂种；駃騠，是公马母驴杂交所产生的杂种。东汉时期西北边郡国营牧场缩小，但开辟了云南四川的新牧场。东汉桓帝时，还引进了著名的果下马。对于良马的追求，促进了相马术的发展。汉代出现了以相马立名天下的相马名家黄直、陈君夫，并有相马专著的问世。东汉的马援在西汉相马家东门京铜马的基础上，利用从南方民族所获的铜鼓，在洛阳宫中创制铜马，铜马“高三尺五寸，围四尺五寸”，铸为马式（良马标准型）。西方一起到十八世纪才有类似的铜质良马模型问世。

民营畜牧业仍然是发达的，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发展方向。贵族地主饲养着大量牲畜。汉代地主一般有较大畜群。甚至“原马被山，牛羊满谷”（《盐铁论·取下》）。在商品经济刺激下，部分地主走上主要经营畜牧业的道路。个体小农饲养畜禽也相当普遍，但规模较小，主要提供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肥料和动力，日益走上小规模经营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。由于秦汉之际战争的破坏，汉初畜牧业一度呈现凋敝状态。为了扭转这种局面，汉政府实行鼓励民间畜牧业发展的政策，到了汉武帝初年，“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；“牛马成群，农夫以马耕载，而民莫不骑乘”（《盐铁论·未通》）。汉代民营畜牧业中，出了一个养羊能手，他的名字叫卜式。他曾经自己养了百余头羊，十余年后，则发展到了一千多头，后被朝廷发现，任命他为负责养羊的官，一年多后，“羊肥息”，得到了上面的嘉奖。他在总结自己的养羊经验时说：“以时起居，恶者辄去，毋令败群。”这一经验之谈，被称为“卜式养羊法”。

    汉代兽医的分工越来越细，出现了专业马医和专业牛医。阉割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汉代以前去势用火骟法，就是用烧红的烙铁烙断血管，摘除辜丸。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止血可靠，缺点是使组织形成烧伤性坏死，创口长期不易愈合，影响使役。汉代出现水＃法，韩信军队中的战马可能采用水骟法。具体作法是：将马横卧保定，术部消毒，左手擒住睾丸向下拉至最低位，右手以阉割刀在千斤金穴处割开阴囊皮肤和总鞘膜，挤出辜丸。以左手擒住睾丸，右手推起皮膜，将血管和腱索分离开，距睾丸五寸处用刀割断精索和提辜肌（腱），于三寸处用拇指甲刮挫血管，并加以滚扭，直到血管被刮挫自动断裂，这样断口不整齐，易于自动闭锁止血，再用冷水冲洗净血污，用炒盐和食油灌注于创口内，防止发炎化脓。手术后，放起牲畜，缓慢牵遛，直至血不下滴为止。

蚕桑业在本时期获得重大发展。蚕桑和农耕一样，被视为本业；政府政府采取鼓励和推动农户实行耕织结合的政策，自东汉末年曹操创行租佃制以来，绢帛丝绵和谷物一样，是每个农户必须向政府交纳的物品，反映了农民养蚕织绢的普遍性和农桑并重、耕织结合的生产体制的进一步确立。从《四民月令》看，汉代地主不但使用“蚕妾”从事蚕桑生产，而且在蚕事大忙季节要动员家中妇女儿童全力以赴，并独自完成养蚕、缫丝、纺织、印染等全部生产过程。除了作为农家副业存在，主要为了纳赋和自用的蚕桑业以外，专业性的、主要为了出售和赢利的蚕桑业亦已出现。如战国秦汉山东地区就有经营上千亩桑田的。蚕桑织品不但是主要的衣被原料之一，而且是中央王朝向北方游牧民族交换和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物资。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之后，丝绸更成为中国与西方贸易的大宗商品，联系东西方的纽带也因此而称为“丝绸之路”。

    继温室栽培之后，汉代还将人工加温技术用于饲蚕。“凡养蚕者，欲其温而早成，故为密室，蓄火以置之。”在桑树栽培方面，汉代出现了地桑的栽培方法，这种方法是将黍桑混播，适时锄疏桑苗，使桑苗已怅得和黍一样高，这时就用锋利的镰刀，靠近地面把桑苗割下来，晒干后，放火烧；第二年春天桑根再萌发出新的枝条，其叶就可以养蚕了。一亩地桑叶能养三箔蚕。地桑和树桑相比，具有叶形较大，叶质鲜嫩，采摘省工省时，见效快等优点。

    殷周时代，水产捕捞是依附于虞衡的一个生产项目。战国以来捕捞业继续发展，人工养鱼突破了王室贵族园囿的樊离，成为一种生产事业；部分水产品成为商品，出现了大规模的河流陂池养鱼；管理渔业的专职官吏和渔业税也出现了。所有这些，表明渔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水居千石鱼陂”，表明当时出现了大水面养鱼。养鱼技术也有所提高，中国现存最早的养鱼专著《陶朱公养鱼法》可能就是在汉代写成的。该书文字不多，但包括了鱼池建设，鱼种选择，自然孵化，密养轮捕等方面内容。在捕鱼方面，汉代采用了诱捕法，“钓者以木为鱼，丹漆其身，近水之流而击之，起水动作，鱼以为真，并来聚会。”还可能采用了鸬鹚捕鱼。